2020年，上海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实施公民同招，民办学校招生全部网上报名，超额摇号录取，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不得以面试、面谈、测评等名义选拔学生。
摇号新政的出发点是促进公民办学校发展机会公平、优化教育生态、缓解家长入学焦虑，遏制拔苗助长的势头；同时规范学校办学，特别是民办学校，不能只靠掐尖挑选学生来出成绩。办学者要转变思维，从“选好学生”到“教好学生”转变，沉淀教学，提升教师水平，让学校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全民摇号的第一年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对口公办学校一般的，家长抱着放手一搏的心态，冲击民办学校，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即便没被民办学校录取也没有后顾之忧；不少普娃家长也赞同摇号政策，原先普娃参加民办学校考试只有做“分母”的份，而摇号新政下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跟牛娃平起平坐，争夺入学名额。对摇号政策异议最大的当属一小波牛娃家长们，这部分牛娃原本可以靠实力碾压90%的学生，提前拿到心仪学校的录取，新政背景下也只能看着自家牛蛙跟所有孩子一起拼运气入学了。
2019年艾瑞咨询曾做过一项关于父母对子女幼升小衔接适应感到焦虑的比例调查，结果显示，接近70%的家长感到焦虑，其中一线比二线更为焦虑，妈妈比爸爸更焦虑，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更焦虑。根据调查结果，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高收入家庭的妈妈们在子女的教育上普遍有高焦虑感。
古往今来，父母对孩子教育的焦虑不分地域，不分时间。教育承载着每个家庭的不同诉求，不管哪一类人群，都坚信教育让人更优秀，从古代科举选拔制，到现如今的高考制度，教育都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对于万千普通家庭而言，教育是通往成功的捷径，他们坚信孩子只有考取功名，才有机会改变命运。对于中产阶层家庭而言，教育是实现阶层跨越的最好方式，未来要想成功融入到精英阶层的圈子就要提前跟精英阶层的孩子一起生活、学习，在环境熏熏陶下，举手投足间养成精英气质。对于精英阶层而言，教育则带有更加丰富的意义，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教育让家族的财富得以传承，避免“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发生。
大部分父母都会力所能及地为孩子争取优秀的教育资源，带着“以终为始”的思维模式为子女规划教育，认为教育的终点就是考上国内外重点大学，而要想进入重点大学，就必须进入重点高中，要想进入重点高中就必须读重点初中，以此类推：要想进入重点大学，就一定要送孩子进入最好的小学和幼儿园。
在幼儿园甚至学前阶段，父母就在为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而想尽办法，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胎教就开始报班学习，像早教课程、逻辑思维课、英语课程更是成了儿童的标配课程。随着这种“竞争”心态的失衡，有的家长干脆就自己上，作弊造假无所不用，以此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早别人一步获得成功人生的金钥匙。
某家长留言：孩子4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是不是不太够？有个回答非常经典：美国肯定是够了，在海淀肯定不够！
上面回答虽然带有调侃成份，但不难看出国内学前阶段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就是“内卷”程度之严重。中国家长有“以终为始”的观念，认为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国外的家长同样认为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印度电影《起跑线》讲述了一个生意家庭的父母为了能让孩子就读当地最好的学校和精英阶层的孩子一起学习所做的努力。家长想到了搬家、参加聚会、找关系、排队报名、报培训班等方式，甚至连身份造假的手段都用上了。电影反映了印度家长对子女教育焦虑的普遍现象，像学区房、阶层固化、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寒门难出贵子、贫穷代际延续都是造成父母焦虑的原因。
中国，印度的家长看重教育，英美两国部分家长也亦然，我们总觉得美国倡导快乐教育，所以学术上抓的不严，学科难度也没有国内学得深入，但实际上有能力让孩子享受精英教育的家庭，父母对孩子的“鸡血”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的虎妈们，他们的“鸡血”不只是体现在课程补习方面还体现在语言，运动，艺术，礼仪社交等方面的培养。
摇号政策前，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可以通过不断给孩子报补习班的方式来缓解，这些父母不怕牺牲休息时间，每周末陪孩子奔波在不同辅导班的路上；他们潜伏在各大家长群当中，生怕错过任何一个与招生相关的信息。他们坚信，只要家长足够努力，孩子就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摇号背景下，哪怕孩子拥有再多的证书也不能保证进入心仪的民办学校！绝大多数家长显然不能接受鸡血了五、六年，结果不仅没摇中心仪民办学校，反而被统筹到了门口菜小菜中，可以说摇号的不确定性加重了家长的焦虑。
摇号的初衷是当然好的，但是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状下很难体现摇号政策的优势，真正能缓解家长焦虑的一个前提条件必然是均衡各区的教育资源。如果自家对口的菜小、菜中的升学率远低于某些民办学校，家长还能保持顺其然的心态，让孩子就读门口的公办学校吗？
跟上海几所优质民办学校的老师交流时，他们表示上海处级以上干部家的孩子选择就读民办初中的比例远超过读公办学校的比例，这真是耐人寻味！
事实上，在义务教育阶段，上海民办学校质量普遍优于公办学校，体现在生源，升学率等方面。上海各区的公办教育资源同样有较大差距，比如徐汇，静安，杨浦等区的教育资源远超过处于郊区的金山，奉贤等区，即便是同一区内的不同地段，公办学校的质量差异也很大。虽然，目前通过集团化办学，优秀老师跨校流动，设置“强校工程”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减学校之间的差异，但显然还需要长期的过程。
在全球教育排名中，芬兰一直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世界经济论坛多次把芬兰的教育评为全球最佳。芬兰不同区域的学生成绩落差全球最小，参加PISA测试的芬兰学生，虽然来自各地，但他们的测验成绩却相差不大，这得益于芬兰的教育资源分布均衡，每一个学生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无论在首都赫尔辛基还是在北极圈上学，都有同样优秀的师资；有一样的免费营养午餐；有高品质的教材和硬件资源。在距离市区20公里的一所迷你小学里，全校虽然只有15位学术，但是校内设施一样都不缺，孩子同样可以学习多种语言，张口就能用流利的英语与客人交流，哪怕是偏到不能再偏的极地边疆，都有一样优质的师资、图书馆和基础设施。
除了均衡教育资源，国内教育体系下高考指挥棒同样会造成父母不同程度的焦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现行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不会取消，只会不断优化，目前还找不出比高考更公平的选拔方式。
随着社会对多样性人才的需要，少部分家长也慢慢意识到人才多样性的重要性，在大学生泛滥，文凭极度贬值的当下，他们认为学会一门手艺比接受高等教育更加重要，对职业教育的接受程度逐渐增加。当然，哪怕做到了教育资源均衡，家长也逐渐接受职业教育，必然还是会有一部分家长会为子女的教育感到焦虑。
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薇妮斯蒂·马丁在她的畅销书《我是个妈妈 我需要铂金包》中提到：铂金包在上东区象征着财富与地位，是这些贵妇们冲锋陷阵的刀剑与盾牌，薇妮斯蒂意识到：那些趾高气扬的女人，她们的肩上手上都有价值连城的包包，即身上的包就是地位的象征。
可问题是，当你的房产、车、箱包、服装等都不能跟同一阶层的人体现出差异的时候，还能通过何种方式证明自己是这个社会精英中的精英呢？最容易实现的就是孩子的教育。
经常听到父母对孩子讲：读书不是为了父母，而是为了你自己。我们很少质疑这一观点，读书确实是为了孩子自己吗？我觉得未必，对于一些家庭而言孩子就像是他们在外炫耀的装饰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在有些父母眼中孩子是洋娃娃，是她们挥金如土的对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哈佛爸爸”、“牛津妈妈”走进了公众眼前，这种称呼听上去绝对比“某总”更令人愉悦。
摇号政策短期很难缓解家长的焦虑，甚至会使得一部分家长更加焦虑，因为现实的教育跟预期的教育偏差逐渐加大。作为父母，我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不如其他家庭的孩子，我们还担心孩子不如自己，孩子的升学和成绩成了暂时缓解家长焦虑的特效药。
群体里的孩子成绩总是有好有坏，如果某个学生希望通过补习来提升自己的成绩，一定导致一批学生跟随，就像在电影院，当前排观众站起来的时候，后排观众也不得不这样做。所以说，很难找到不焦虑的父母！
